廖一梅
没有写作我早就死了
问到年轻时的胡闹和执著，问到对疯狂情感的处理方式，廖妈妈笑了：“大学时也有人老找我，到处堵我，给我塞情书。我处理得挺好，我后来的先生说，别伤人家，给人家退回去。我就在饭厅吃饭时把信还给人家。对自己的女儿，我没说过她什么，就叮嘱她，谈恋爱别太早了。希望她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就干下去吧。她喜欢文学，中学时偷看了不少国外的小说。”廖妈妈的头发，精神矍铄地白在那里，她教育出的女儿是“没有女孩子那些小心眼、嘀咕烦人的毛病。话也不多，不会啰唆。”
儿子淘气的时候，廖一梅会说：“我不爱说废话，这件事我就说一遍，别把我逼成一个唠叨的妈妈。”她的话唠叨到文字中、剧本里，往往成为精辟而广为传播的台词。作为一个自我标榜的悲观主义者，她会向你解释一个道理：“一个人遇见一个红灯不会绝望，但如果他一直赶上红灯……他见到一个杯子被打碎，不会绝望，如果他想到所有的杯子都会被打碎……我必须不停地写，如果没有写作这样的心理治疗，可能我早就死了。”
有那么两年，廖一梅和朋友聚得比较多，于是这种执著于内心的朋友就跟着多。譬如导演姜文。“他内心爱恨之强烈，看一部不喜欢的电影能看吐了，是那种真的吐了，太佩服他了。为电影的细节我们彼此吵了一晚，第二天的饭桌上会彼此道歉，但说着说着就又开始吵。
朋友劝架，说姜文不是这意思，姜文更急，我就是这意思！哈哈。”
再譬如作家王朔，绝对的猫咪过敏体质，哮喘、皮疹、猫癣等相关症状无一幸免。但他养猫，不止一只、不择手段地养，愿意为它们忍受身体的一切不适。
“我私下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他的真爱!
其实谁不是偏执狂? 有的人较劲多、有的较劲少而已。”
家里的阿姨带着女儿看过《恋爱的犀牛》，带着70 多岁的老爸看过《两只狗的生活意见》。狗，父女好像都没看懂；牛，母女都很喜欢。“我挺喜欢《犀牛》里那个男的，挺执著，我老公不是那种人，我是！”
作为1999 年版《恋爱的犀牛》女一号，吴越对廖一梅的印象简洁明了：“郭涛朋友在三里屯的酒吧，我们约在那里见面。和孟京辉一起来的，她穿了一个卡其色的外套，千年不变的发型，但没有现在的红边儿。他们俩好像刚结婚，我还没有男朋友，一切都很春光明媚。我那时在浙江拍完戏，带了好多小核桃，廖一梅在那儿一边剥一边聊。我当时20 多岁，对感情不明白，但对执著比较懂。演戏的时候，会把感情触类旁通裹在里面。飞蛾扑火、闭着眼睛拥抱，不顾一切……现在我觉得，不要那么执著吧？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不管什么，接受比较好，所有的痛苦都来源于不接受。”
16 年后的廖一梅还是那个千年不变的发型，只是多了半个红边，据说是复排《恋爱的犀牛》时请的造型师把头剪坏了，成了球。来点色儿破破？结果就成了孟京辉眼中的半个球，总像戴了一个帽子。球也罢，帽子也好，接受吧，廖妈妈从小不许自己梳辫子的结果。
“我不让她梳小辫、戴蝴蝶结什么的，不让她成为那种特别俗的小丫头。”
廖妈妈看过《恋爱的犀牛》，看过《琥珀》，觉得“：挺新鲜的，和以前看的人艺的戏都不一样。但《柔软》……”《柔软》的初稿，廖一梅散在桌上，被抱着外孙子的母亲瞟到。“阴道、乳房、阴茎……”无论翻到哪一页，都触目惊心。
“干吗要这样写呀？潮流是什么你很清楚，你和潮流不同。脱离生活、脱离社会，我不想看，她也不让我看了。”
“是我主动选择不看了，倒也不生气、不愤怒。审美标准、习惯都不一样，两代人的事儿。”和发型不同，这一次廖妈妈放任了女儿的执著，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