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斌
危机：这是所有人的经历
“故事只是表象。我想表达的灵魂，是讲人和自己的斗争。”陈建斌说，“人的一生，都是和内心深处的那个自己在做纠缠。每个人都渴望改变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世俗意义上更成功的自己。傻子代表着人‘如影随形的想要扔掉的自己’—但，你真的能扔掉吗？这是第一个问题；扔掉之后，你还是你吗？这是第二个问题。这是作为电影导演的我想要探讨的、喜欢的东西。”
陈建斌并不轻易对人承认，《一个勺子》是一个曾经的文艺青年攻克“中年危机”的产物。
“我不认为这是我自己一个人的经历，我认为这是所有人的经历。”他强调，但片刻又补充说，“任何危机，其实都来自一个人的内心。灵魂深处总是不断地在爆发革命，一次一次在否定自己。”
陈建斌的危机感起源于30 岁，他率先否定的是自己29 岁时第一次担当编剧的电影《菊花茶》。事实上，那是作为全校知名的骨灰级文艺青年的陈建斌受校友金琛之邀写成的剧本，也被西影厂投拍，作为编剧和男一号，绝非毫无建树。但陈建斌毫不满意：“做完之后，我就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剧本本身，我自问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意味，就意味着一件事儿：我能写电影剧本，而且能把它拍成电影，仅此而已。”
陈建斌
这段“第一次”经历的意义，放在一般人身上，定是编剧或导演生涯顺风顺水的开始，在陈建斌这里，却成了一个决心：绝不再为了证明会导电影，而去导一部电影。“我一定得是，找到我想表达的这个内容了—不管我的这个表达，在别人看来是荒唐的、浅薄的，还是无知的，但一定得是我想说的话，完全就是我最想说的话。”陈建斌说，“我告诉自己，如果找不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不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底线。”
就这样，这种“轴”决定了陈建斌是一个对世俗成功标准完全没有强烈意愿的人。
在找到理想的剧本与表达之前，陈建斌的选择是在职业演员之路上修炼，并收获了一个从《乔家大院》到《甄嬛传》的“电视剧黄金时代”。那些众所周知的角色很可能一点也不文艺，陈建斌挑剧的标准是“人物要吸引我，剧本要读得下去，角色只按自己心目中的标准去塑造。”
“很多时候，我唯一要说服我自己的是虚荣心。”陈建斌直言不讳。
片场，他依旧是那个最文艺的人。在很多探班记者的描述中，一喊停，陈建斌永远在一边独自看书。中年危机时，他的膝上读物是永恒经典的《圣经》、《金刚经》、《古兰经》；百读不厌的，则是自大学时期就熟读的剧本，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到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奥楚蔑洛夫的一生》。
